王下放，寨豁乡的一位乡村医生，20岁起接过父亲的药箱，到如今已两鬓染霜。山村老人把他比作大山里的“120”，不舒服了摇一个电话，王下放就赶到了。在太行山间的崎岖山路上，他累计出诊7万次，行医路程超70万公里。 越往大山深处，弯道越急促。一侧是山壁，一侧是深沟，新铺的水泥路面虽平整，王下放还是放慢速度，转弯时身体随车轻轻倾斜。行驶大约20分钟，到达海拔七八百米的汉高城村。 “我要给这位老人输液，今天是第三天。”王下放拎起药箱跟上，“他孤身一人，前几天打电话说不舒服，我就过来了。”进屋，取药，兑药，扎针，调节滴速，安顿好后，他对老人说：“你歇着，我去别家看看。” 穿过两条小巷，推开一扇木门，王下放喊了一嗓子：“在家没？量个血压。”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笑着迎出来。量血压、把脉，都还稳定，老太太留他吃饭，王下放摆摆手拒绝了。之后，又探访了三家老人，测血压、把脉、听诊，叮嘱注意事项，还掐着点儿返回输液老人家中换药、拔针。 寨豁乡田院、张山街、南坡、大底、老马岭、汉高城等十几个自然村，王下放都熟门熟路。这些村子人口不多，但居住极其分散，从山脚到山顶，零零落落，绵延20多公里都有村民。 尤其是罗河，整个村子只剩十来口人。用王下放的话来说，村里都是些“小毛路”——崎岖、狭窄，都是石头和黄土，只能步行，有的地方两人并行都显费劲。 尽管如此，王下放也觉得比起以前好太多了。刚开始行医的那些年，寨豁乡的交通条件都很差，他只能靠着一双脚底板为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送医送药。白天还好说，最怕的就是夜晚出诊。 1985年，王下放购置了第一辆摩托车，后来还专门考取了摩托车驾驶证。“当时买摩托车花了四五千元呢，我父亲帮我凑了2000多块钱，其他的是赊的钱，后来打零工赚钱，差不多一年才还完。” 有一次，大底村一位村民突发心脏病。王下放骑上摩托车往山上赶，没留意有个沟，“我‘咕咚’一声掉沟里了，鞋里满是血，我那个脚指甲都推掉了，我把车又捞上来，继续上山。” 王下放回忆，以前他们家住南田院村，山沟沟对面的村民病了，就喊话求医，“喊一嗓子我父亲听见了，就立马过去，不管多晚，父亲都不会推辞。” 当村医不挣钱，有时还倒贴钱，王下放动摇过，也曾外出打工。但村民们不知情，习惯了有事就给他打电话，他不忍拒绝，不到一个月就辞去工作，回到村里继续做村医，利用闲暇时间打些零工补贴家用。 谁家有几口人，谁家老人腿脚不好，王下放心里有本“活地图”。走得多了，村民们早把他当成了自家亲戚。狗不咬他，人更留他，村民们爱拽着他留下吃碗热饭。“不是亲人，却比亲人还亲。”这句评价，是这位村医最厚重的人生注脚。 如今，寨豁乡每隔几天会有年轻医护人员定时来给村民们义诊，量血压、测血糖。王下放和这些年轻人也有过一些交集。“两年前我还和他们一起下乡，我带路，开着医院的救护车到村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