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这部迟到了10年的电影《蜂蜜的针》中，她饰演的中年女性支宁，在久长的压抑之下，因极度自卑而渐生偏执，最终爆发出强烈的毁灭欲望。 “疯女人”在银幕上并不罕见，但大多作为猎奇的形象存在，她们的疯癫被放大为一种表演，然后像马戏团似的供人欣赏、消费，最终被遗忘。 从《简爱》中那个只作为情节催化剂的前妻，到如今能在镜头前自述过往的“支宁”，越来越多创作者开始将目光聚焦于“疯女人”。 一些古早电视剧里的疯女人也被重新打捞出来。抛开恐怖滤镜，越来越多人主动走进她们的故事，发出追问：她们为何而疯？发疯之前她们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她们癫狂的表象之下，藏着怎样未被倾听的呐喊和求助？ 为了独占寇逸，她陷入偏执，杀掉寇逸身边一切跟他有关系的女人：对他纠缠不休的前妻、和他关系暧昧的闺蜜，和寇逸有过婚外情的人妻。 身体的劳累尚能恢复，更致命的是母亲对她的精神控制。她不被允许穿漂亮的裙子，出去玩的时间被严格控制，偷看一场电影的惩罚是禁止吃晚饭。 她先寄希望于婚姻，结果新婚丈夫被一纸征兵令调去了战场；她又把希望放在一个偶然认识的、曾环游世界的男人，然而对方在得知珀尔的杀人暴行后，被吓跑了； 最终，她把全部的希望放在教堂的舞团面试上，如果能成功，她就能跟着舞团的女孩们一起离开小镇，到全国各地巡演，享受这个年纪应得的精彩且丰富的青春。 在此之前，珀尔是对母亲言听计从的乖乖女，懂事地帮家里分担家务，照顾瘫痪的父亲，母亲不准她穿漂亮的裙子，她就乖顺地脱下来，母亲限制她出去玩的时间，她也没有过反抗。 当她人生第一次放下全部尊严，跪地哀求母亲准许她参加舞团面试时，母亲却用一句“自私”亲手捅穿了她对自由最后的希望。 其实，很多被冠以“疯女人”之名的女性，其疯狂从来不是出于意识的昏昧。恰恰相反，正是她们过于清醒——清醒到无法继续承受那份压抑的痛苦，最终选择冲破理智，将满腔痛苦化作一股让世界也为之痛苦、为之畏惧的力量。 减肥节目的主持人伊丽莎白为了变年轻，测验考试了一种能返老还童的注射药物，但新身体存活时间是有限的，超出期限便会透支母体的生命。 一开始，伊丽莎白还能听话的遵守规则，但在她享受过年轻身体带来的喜悦后，她逐渐失控了，一次又一次强行延长时间，哪怕母体已经松弛下垂、皱纹横生，苍老得如同100岁，都不肯停下。 表面上看，伊丽莎白的疯狂注射乃至走火入魔，似乎是出于个人对年轻的执念。然而深层细看，这一切实则源自文化审美对女性身体久长而苛刻的凝视。 仔细观看伊丽莎白曾经主持的减肥节目会发现，它的镜头喜欢频繁扫过表演者的臀部，而她们仅穿着内裤泳裤长短的连体服。 那些观看节目的主体，也并非真正有减肥需求的人群，而是渴望窥探女性身体的男观众。他们想看的从不是高效的减肥运动，而是节目上那些女孩们年轻紧致的肉体。 特别是，当这些要求还与自己的生存息息相关的时候，变年轻这件事于伊丽莎白而言，便很难做到适可而止。就如那些医美上瘾的人一样，她们只会不断透支身体的健康，换得更尽可能久长的美丽。 最终，伊丽莎白的身体完全变成一个怪物，无法忍受的她带着武器冲进演播厅，大开杀戒，与这个逼疯自己的环境同归于尽。 很多时候，压迫与伤害，往往并非暴烈的巨浪，而是弥漫在“习以为常的空气”中。我们经常只看见女性最终的“疯”，却难以辨认那个将她们逼至绝境的、“隐形”的罪魁祸首。 在英国电影《前程似锦的女孩》中，女主从一个前程光明的医学生，沦为辍学后流连夜店的“复仇者”，转变的根源正是闺蜜被性侵后离世的悲剧。 通过这句台词，电影尖锐地剖开了一种“可怕的社会共识”：当性侵发生时，社会天平的倾斜竟如此理所当然，受害者所承受的毁灭性创伤，其重量竟比不上施暴者那虚幻的“似锦前程”。 并且，这种压迫从不孤立存在，其背后是一套精密、无形且无处不在的运行逻辑，它将个体的苦难合理化，将结构的暴力常态化。 张艺谋的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就以近乎以显微镜级别的视角，巨细靡遗地呈现了一个原本清醒、正常的女性，是如何被一整套系统性的压迫制度，毫无退路地逼向完全的疯狂。 老爷在谁的房间里留宿，谁房前的灯笼就被高高挂起，她也因此能获得更多优待，可以自行决定喜欢吃的饭菜，也能享受嬷嬷的捶脚服务。 作为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大学生，刚进入大宅的颂莲，努力坚守着自己的尊严和骄傲，但最终逐步被这套规则所驯化，加入大宅中女人们你死我活的竞争，对上，假装怀孕争夺宠爱，对下，时刻提防着房里的丫鬟篡位。 可即便如此费尽心机讨好权力，女人的命仍旧轻贱。大宅顶楼那间用来吊死不听话姨太太的小黑屋，成为逼疯颂莲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深宅的高墙围成孤岛，将女性困锁其中。檐下的灯笼映照着权力的恩宠，而那间幽闭的小屋，既是惩戒的暗室，也是人命如草芥的昭示。 而幸运的是，越来越多的人，不再把疯女人当作一种冷笑取乐或是敬而远之的奇观，而是真正看见疯女人背后，那些被久长忽略的否定与压迫。 估计夏洛特·伯朗蒂本人也不会想到，她在《简爱》中随意创造的一个配角——阁楼上的疯女人，会渐渐发展成文化领域一个不可忽视的女性形象。 1979年，《阁楼上的疯女人》一书出版，学界开始将目光投向以伯莎为代表的、在文学中被视作反派和背景板出现的疯女人们，试图探究她们所受到的精神束缚。 《蜂蜜的针》以支宁的视角展开，透过她的眼睛、嘴巴和内心独白，让观众得以静下心来，看清一个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边缘女性的遭遇与感受。 支宁的发疯源自于她内心被爱的渴望，但周围人对相貌平平的独身女性的恶意加剧了她的自卑，她不爱自己，更不会爱别人，爱的匮乏加速了欲望的变质。 电影中，支宁杀的几个人都是或多或少曾轻视她的人，朋友阚天天嫌弃她没有魅力，澹台樱将她对寇逸的爱定性为不自量力，反而是对她表达了友善的作家兰若心，成为这段多角恋中唯一的幸存者。 某种程度上，支宁就是那个从阁楼里爬出来的疯女人，带着怨恨与愤怒，一把火毁灭了曾经被自己仰望的“罗切斯特”，和那个困住自己的城堡。 这两个被无数人奉为“童年阴影”的女疯子，前者从善良的小白兔，逐步成为为了争夺皇帝的宠爱，对自己的朋友动起手来也毫不手软的狠人；后者疯癫的程度更甚，一路杀光了所有阻挡她走上权力巅峰的其他角色。 她们不是女主角，没有从天而降的“金手指”，受尽了生存的苦，过够了命运不由自己掌握的日子，当最后一线光被抽走，她们便以近乎报复性的激烈姿态开始反击。 她们更像是一类被文学与影像所需要的特殊形象——透过她们冲决人伦道德的癫狂，我们得以看请女性在结构性困境中所承受的压抑、撕裂与无声的呐喊。 《前程似锦的女孩》中，主角的复仇并未成功，而是在力量悬殊的搏斗中被施暴者用枕头捂死，以一种近乎潦草的方式戛然而止。但即便复仇成功，她也难逃法律或死亡的终极裁决——这与无数“疯女人”的故事一样，从来不是胜利的凯歌。